1949年1月14日10时，第四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攻击，战至15日下午16时，仅用29个小时，天津即告解放。
天津战役促使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最终下定了起义决心，1月21日，双方签署《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使得北平这座千年古都终于免于战火涂炭。
1月22日，驻守北平的25万守军按协议陆续撤出市区，开往三河、香河、顺义、良乡、涿县、怀柔等指定地点，接受解放军改编。
1月31日，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部队浩浩荡荡地进驻北平，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国军接受改编的25万部队包括：
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总部、李文的第4兵团部、石觉的第9兵团部。
因傅作义妻儿尚在重庆，作为交换条件，石觉、李文等中央军将领在起义前，获准乘飞机离开北平。
华北“剿总”下辖第13军、第16军、第31军、第35军、第92军、第94军、第101军、第104 军，共计8个军25个师。
以上这8个军在之前的新保安、丰台等历次战役中，已被我军歼灭或者打残。其中以16军、35军、101军、104军为代表，均是以一拨残兵败将重建起来的部队。
此外还有一些直属队，包括1个骑兵师、1个装甲团、1个工兵团、1个通信团，以及一些宪兵部队和保安部队。
1949年3月5日，东北野战军总部（此时仍叫作东野，3月11日才改称四野）发给军委汇报改编工作进展的电报中，这样写道：
“等待改编的部队从1月27起开始向我军指定地区开动，到今天止，除第31军军部、第205师、第157师，以及骑兵第4师因等待另作处理而留在原地外，其余22个师已先后到达我指定地区。
在向指定地区开进过程中，原311师第1团第1营全体、第3营机枪连两个排在丰台车站等车时向西山逃去，下落至今不明。
第56师168团的5个连又两个机枪排向怀柔方面逃跑，已被我20兵团全部缴械。
第121师363团两个连企图拖枪叛逃，已被我2纵6师全部歼灭。第5师第13团第5营全部拖枪逃走，下落不明。
除此四件事外，没有发生整批的叛变行为，仅在行军途中发现单个的或三五个的逃跑行为。在行进途中乱打枪，撕掉或涂掉我军标语，谩骂在路旁欢迎的群众，强拉大车等行为则比较普遍。
表现特别坏的是94军军部和13军军部，上车时在车站捣乱，破坏电线打骂和扣押工人。其他部队则比较老实，在出发途中均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这25万部队陆续到达指定位置后，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对这批部队的改编工作正式开始。一次性对25万国军部队进行改编，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1949年2月26日，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将国军第4、第9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和25个师，分别编入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西北军区各部队。
华北“剿总”司令部则搬出中南海，开赴西郊原“剿总”旧址听候整编。华北“剿总”司令部里的一些中高级军官竟然在西郊旧址把原先的办公桌椅统统劈开，当柴火烧来取暖。
而下级军官们则在村子里向老百姓贩卖各种物品，有自己的衣物，但更多的是偷偷弄出来的各种公物，大到骡马车辆，小到纸笔文具。
一到晚上，所有办公室灯火彻夜不息，官兵聚在一起，掷骰子、推牌九、搓麻将、打扑克，吆五喝六、乌烟瘴气。
之前的傅系将领们治军极严，部队严禁赌博。但此时这些将领们也没有心思去管理部队了，就算想管也管不了了，心里都在想，反正无论官大官小，同样都是等待解放军改编的人，那就让解放军来管吧……
原海军副政治委员，时任东野4纵12师政治委员张秀川回忆道：
“我带了80多个人，到庞各庄改编16军的一个师。这80多人，除一个警卫班外，全是政工干部。一个师政治部，3个团政治处，机关干部近30人。3个团政委，10多个教导员，30多个指导员，几乎是每团、每营、每连各出一个。
接受我们改编的这个师，师长是个大个子，一口山西话，挺粗犷，也挺朴实，据说挺能打仗。我到的第一天，他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说咱们的傅总司令说了，如果打，打剩一个人也要打。不打了，那就一个弟兄也不能给我伤了。
我听着不对味儿，就说你把话讲明白点。他说我听傅总司令的，傅总司令听解放军的，我就听解放军的，谁不听解放军的，那就是害了弟兄们，我就对他不客气。
这话说得像绕口令一样，我听着想笑，又不能笑出来。战争年代，军事干部、政工干部我都干过，天南海北和多少人搭过班了，这回碰上这么个“搭档”。
当时各纵队都抽调宣传队，到受编部队演出节目，宣传我军的方针、政策，进行政治教育、阶级教育。
还从东北运来好多书，发给官兵阅读。有《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等等，全都印刷成小册子。
国军队伍中有文化的人比较多，但他们过去受的都是反动教育，一下子也拐不过这么大的弯来。
我们就尽量往基层连排跑，稳固那些主动积极靠近我们的官兵，把他们当作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过他们快速影响基层官兵。
每次上课，只要讲到我军的政策，特别是俘虏政策、投诚、起义政策，所有官兵都听得很认真，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命运和前途。”
诉苦大会是最最重要的手段，官兵们大都穷苦出身，上台去一倒苦水，下面哗哗的一片哭声。大多数人的阶级立场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少数顽固反动的家伙也就很自然地被大家孤立了。
建国后曾任42军军长，原东北野战军5纵39团参谋长魏化杰，对这段改编工作有如下回忆：
“我和师组织科长高峰一行30多人，去改编109师的一个团。师宣传队配合我们搞诉苦教育，专门来到部队慰问演出，剧目有《白毛女》、《刘胡兰》、《为谁打天下》、《一笔血债》等等。
台下这些原国军官兵们也大都是穷人家的孩子，看着看着就稀哩哗啦一片哭声。捡起石头就往台上扔，砸伤了好几个扮演地主和反动军官的演员。
还有的拉大栓冲天上开枪的，我只得赶紧叫停演出，那个团的参谋长也匆忙跑到台上讲话。他就讲，弟兄们，这是在演戏，那地主和反动军官，是咱们的解放军同志演的，弟兄们不能打他们，更不能开枪……
后来，再有这样的演出，部队就不允许带枪了，统一放在营房，派专人负责看管。
我们那时，一个尤其重要的任务，就是看住枪支弹药。这些接受改编的部队，人人手里都有武器，我们既要防止反动分子煽动叛乱，还要担心他们拖枪逃跑，或者是把枪弹卖掉。
这些旧军人什么都敢卖，一些人在改编过程中不想干了，想要回家。我们这就更得把预防工作做好。
我们多次重申，凡愿意回家的，不要藏着掖着，只要光明正大地提出来，我们就给开证明信，还发给3个月的原薪和路费，除了武器，个人财产可以全部带走，回家还能分到一份土地，走留完全自愿。
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扎不扎实，这时候就能看出来了。有的干部负责蹲点的连队，士兵们大都留下了。而有些干部负责蹲点的连队，一百多号人走得就只剩下了十几个，那这个干部就要挨批评了……”
改编这些部队，大体上还是比较顺利，但毕竟25万人啊，少数的反动、顽固分子还是有的。
原海军副政委张秀川，时任东野4纵12师政治委员，这样回忆道：
“一天晚上，我们4纵的一个通信兵出去查线彻夜未归，后来找到了，竟被人捉去活埋了。查，这么大的事当然必须查出来，好大的胆子，到这时候了，居然还有这样的反动顽固分子敢于这样干。
后来查清了，起义部队的一个宪兵团，里面有几个北平保密局的特务，他们正在煽动叛乱。我们抓获他们时，还搜出了一些炸药，这些人当然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对于参加过整个改编过程的我军官兵来说，那几个月，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睛。毕竟这是全副武装的25万军队啊，一旦出事就不会是小事。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人拖枪逃跑，一旦进山当了土匪，那就是大麻烦。北平，这是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啊！”

韦统泰，原8纵24师72团团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韦统泰回忆：
“北平受编的国军，驻地都安排在咱们各部队之间。我们72团旁边的一个村子里就驻有一个团，我去师里开会经常都路过那儿。
他们哨兵胸前挂着的，一水的全是冲锋枪，有英国人的“司登式”，还要美国人的“M3黄油枪”，每次见到我，都给我敬礼。
我们师分来个团长，叫韩声涛，原先的军衔是上校，出身东北军，念过讲武堂，军事理论很有一套，人也老实可靠，四野大军南下时，他已经升任副师长了。
他每次给部队讲话，讲着讲着就会冒出句“弟兄们……”，在旧军队里混的时间长了，这都当上了解放军的副师长了，还是改不过来。
他自己也觉得这样影响不好，部队南下到武汉后，主动申请调到步校当教员，后来实现军衔制，他被授予了上校军衔。”
建国后曾任旅大警备区参谋长的杜博，一辈子干的都是炮兵，时任东北野战军2纵炮兵营长。杜博回忆：
“分给我们营的都是炮兵，有个上尉连长叫李兴武，南京砀山炮校毕业，懂技术，能力强，人还特别聪明。
他给我讲，他原先在旧军队里，长官专门让他负责搞钱。
怎么搞钱？
把94式山炮的弹头卸下来，往弹壳里面装盐，一发能装10斤，盐放进去后再把炮弹弹头照原样装好，从驻地往外一车一车的拉，卖给各种各样的公司和商号。
过卡子，有时宪兵会检查，宪兵也是上过战场的，一看弹头和弹壳的接合部就知道有诈，这时就给几个钱，宪兵就睁一眼闭一眼，回回都顺顺利利就过去了，这样的军队能不打败仗吗？”
王玉兴，时任东北野战军5纵14师炮兵营2连指导员。图为1986年4月，担任47军副政委的王玉兴将军在老山前线。1988年9月，王玉兴被授予少将军衔。
王玉兴回忆：
“我们连分配来的起义战士，有个叫卢忠礼的北京兵，我印象特别深。念过书，有文化，篮球打得好，京戏唱得好，没事还教大家读书识字，在连里很受战士们欢迎。
他父亲是个小商人，家境殷实，当年满怀一腔热血报国从军，可到了国军部队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早就不想干了。
卢忠礼起义到了咱们这边，表现就非常好，战斗也勇敢，大军南下到达湖南就入了党，后来去了朝鲜抗美援朝，不久就被提拔，当上了排长。”
原东北野战军3纵7师19团3营8连的指导员翟文清回忆道：
“起义部队鱼龙混杂，其中的少数顽固的反动分子，表面服从，背地使坏，大军南下时我们连就有一个。
一次剿匪战斗中，这家伙趁乱从背后打黑枪，而且不止一次了，之前是没有抓到他现行，这次他把前面的机枪手打死了，后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当场就抓起来，立马就执行了战场纪律。
这改编的20几万国军，一部分补给了华北部队和西北部队，我们东北野战军留下15万人，加上辽沈战役后补入的11万人，短短3个多月时间，东北野战军就补入了26万人，这巨大的消化量和工作量，真的是史无前例。
人一分配到我的连上，我就问一句，你是不是穷人？是穷人，这就好办了。就给他讲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为人民谋幸福的。
然后就是诉苦运动，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受苦受穷，明白了为谁扛枪打仗，思想转变起来就非常快。如果家里是解放区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家里都分到了田地，分到了牲口，小日子是越过越滋润。
大军南下的各次战斗中，这些战士立功受奖的人非常非常多，大批人入党提干，过去在旧军队的经历，对他们的个人发展一点都不影响。”
离休前担任某师副参谋长的崔孚元，时任3纵补充团4连文书。老人回忆道：
“这些被改编的部队分到我们3纵，一般都要先去补充团训练几个月，训练完了才会分配到连队。这对于我们来说，早就驾轻就熟，完全小菜一碟。
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在3纵补充团4连当文书，三年多时间，我一直就干这个。
早在1946年，第一次四平战役结束后，给我们补充团补进来了1000多号人，整整编了3个营，人太多，编不完，剩下的单独编成了一个超大的连。
每天早晨回来，一吃完早饭，就开始讲课，主要是政治教育，内容就是转变阶级立场，搞清楚为谁打仗，为何而战。
我们还专门邀请各部队表现好的，立功受奖的，入党提干的“解放战士”现身说法，那效果是杠杠的，好的不能再好了。
但最有效果的还是开诉苦大会，先找个苦大仇深的典型带头，苦水只要往那一倒，连锁反应马上就出来了。
在旧军队里当过兵的，有几个没受过长官剥削压榨，有几个家里没被地主老财恶毒欺压……
诉苦会上，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那苦水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倾泻而出，几次诉苦大会一开，那完全就像变了个人一样，马上就想掉转枪口和过去的阵营势不两立。
一个多月思想教育结束后，我们就问他们，想不想跟着我们干，个个踊跃举手，就没有不报名的。
一批接一批的人补进来，一个多月又分配走，大军进关时，我们补充团还有几百个人没来得及分配到下面的连队。平津战役时，我们补充团就住在静海县的老百姓家里。
这些解放战士还没来得及配发新军装，仍然穿着国军军服，虽然帽徽和军衔已经撕掉了，但老百姓就觉得挺奇怪，说这八路军怎么天天和一拨反动派混在一起呢？
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三年多时间，我们这个补充团进进出出的人啊，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你要问我有没有偷偷跑掉的人，我说有，就跑过4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