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战役是诱敌深入关门打狗—三四七团四连活捉美国一个黑人连，迫使美国把白人黑人分开编队改为混合编队前线开始沉寂下来了。敌我双方都只有一些零星的侦察活动。但是，美国人显然是在作进攻的准备。敌机依然是那样的疯狂，在空中飞得很低，一旦发现哪怕是几个人的目标，也要轰炸扫射一阵子。
工兵同志们为我军指挥所筑起了一个比较宽敞的掩蔽部。
我们在里面挂起了地图，架上了电话，铺上了稻草，便忙碌起来了。我们是世界上最能吃苦、最能克服困难的军队，因此也是最能打胜仗的军队。我们不但能看到而且能忍受今天的困难;我们还能看到明天的希望和胜利。我们坚定这样一条信念—在不久的将来，当美国人失去他们空中和炮火优势的时候，他们也将和国民党蒋介石军队一样，最后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战役结束以后，我军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11月10日，我们军部在泰川邵楷水洞，由我和徐斌洲政委共同主持了一次军党委扩大会议。我们在出国第一仗中，虽然打了胜仗，而且打败了美国王牌军骑一师，但是各级指挥员特别是团以上指挥员，总有一种打得不过瘾、不满足的思想情绪。所以我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说:“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否则，我们的思想难以统一起来，就会影响下一步的仗很难打好。”我的话音刚落，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讲开了:终于讲出了打胜仗不过瘾、不满足的思想，概括为:没有像解放战争时期打国民党军队那样整团、整师地俘虏过来。
经过分析和讨论，会议认为:这正是我们军出国作战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敌人变了—是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战场变了—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我们的思想也要变—不能像过去打国民党军队那样来打美国军队。这样，大家很快统一了思想认识。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说，这次军党委扩大会议开得及时开得好，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至今，参加过这次会议的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茂如，常常向人们诉说这件事情。
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树立四个思想和四个作风。四个思想是:抗美援朝救邻就是自救的思想;坚持斗争不胜利不回国的思想;艰苦为荣坚决排除万难的思想;保持荣誉争取更大胜利的思想。四个作风是:干部要积极负责埋头苦干的作风;不怕困难想办法克服困难的作风;在上级意图下果断行事主动工作的作风;工作统一布置干部分头传达就地检查总结交流经验准确及时的作风。
第二件事情，11月24日，我军接到志司为诱敌深入我军主动向后转移的指示，同时接到叫我军释放俘虏的命令。军指挥所由龙水洞向后转移到了院丰里。当晚，我和徐斌洲政委召集了各师的领导同志到军里开会，在研究部队行动的同时，确定了各师释放受伤和有病的美军战俘。我在会上对大家说:
“现在，敌人还摸不清楚我们是不是主力部队。释放俘虏是有意图的。告诉他们回去说:我们向后转移了，志愿军的主力还未过江，给敌人造成一个假象，实际上我们是给敌人做了一个大口袋……”
“我们还可以向放回去的战俘这样说:志愿军没有弹药和粮食了，运输线被切断，准备回国了……让这些战俘回去告诉他们的上司，以此迷惑敌人。”徐斌洲补充说。
一一五师抓的俘虏较多，释放战俘由政治部主任尹培良和保卫科长张子修等同志负责。各师将首战云山的一批美军伤病战俘，经过教育和包扎治疗后，选择在阵地前的公路上释放。派俘虏回去通知美军:派人派车前来接运回去，我方不开枪，不打炮，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晚上，没有枪炮声，两军阵前的公路上安静下来了.我方人员将受伤、有病的战俘用担架抬到公路上，然后撤出公路。这时，许多被释放的俘虏，想起被俘期间受到我军人道主义的待遇，望着眼前被释放的情景，感动得掉下泪来，不停地向我们管理战俘的指战员招手，通过英语翻译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刻!”
“我们今后再也不会打中国人了!”
“万分感谢你们，再会!”
不一会儿，美军的医务人员乘着卡车开到这里，便把这些战俘接回去了。
后来任侵朝美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1Z月22日，中国释放了27人(注:其实我军三个师共释放100多名伤病战俘)，其中大都是在云山附近被俘的。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送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11月24日，毛主席在给彭德怀司令员发来的电报中说:
“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己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的确，这件事在国际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美联社的记者11月23日报道:被释放的美军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待他们很好。他们得到了中国士兵一样的口粮;志愿军用他们有限的设备治疗俘虏中的伤兵。“中国军人不搜美国俘虏的口袋，并且让他们留着自己的香烟、金表和其他私人的东西。”这些被释放的美军战俘关于我军宽待俘虏真相的反映，对宣传我军的政策、瓦解敌军的斗志，产生了积极的不可低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