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固怀恩，就是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这个“理”，指的是“君为臣纲”，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打落牙齿和血吞”。这些理，对于绝大部分饱受儒家伦理世代浸润的人而言，都是不可冒犯的存在；但在仆固怀恩这样的“蕃将”这里，却结结实实的碰了壁，落得个两败俱伤。
古代任何朝代，维护皇权、巩固统治历来是头等大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许多个体往往被无情牺牲、舍弃，即使他是帝王、王朝的功臣，即使他面对的是史上公认的“明君”。
所以我们看到，汉王朝的开创者刘邦，打天下期间豁达倜傥、用人不拘一格，但在坐天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莫须有的理由、除掉了曾经的中流砥柱；
虽说“汉之贤君，皆曰文、景”，开启了一段盛世的汉景帝，当削藩遇阻、诸侯王举起“诛晁错、清君侧”的舆论大旗时，他毫不犹豫地当街杀掉了自己的头号忠臣、形同左膀右臂的晁错；
宽厚如刘秀，对功臣也心存戒备，为此采取了“不任以吏职”的对策，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丰厚的待遇，但却不赋予权力；
隋文帝杨坚开创开皇之治、堪称一代雄主，但却多次屠戮功臣、将领，以至于“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
到了气势恢宏的初唐，局面看似为之一变。打下大唐天下的李世民，是史上少见的善待功臣的帝王，开国的文臣武将，基本都继续被委以重任，活跃在外开疆土、内修国政的舞台上。
但我们也会注意到，唐太宗去世前，也不能免俗地“测试”了名将李世勣一把，若不是后者政治觉悟高超，搞不好就身首异处。
而至于李世民的后人，就更不具备他的实力与心胸，甚至在大难之际仍首要考虑如何维护皇权威严、玩弄驭人之术。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叛军风头正劲、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唐玄宗李隆基却轻信宦官之言，随意杀掉了久经沙场、常年带兵的高仙芝、封常清。
随后的唐肃宗、唐代宗时期，正是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的关键阶段，但那也是宦官参政之风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期间，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太监几乎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甚至可以封王拜相；唐肃宗还开创性地为宦官量身定做了“观军容宣慰黜陟使”这一职务，成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
而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源于皇帝进一步掣肘、制衡武将的迫切需要。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肃、代两帝期间，朝廷将领一边在前线杀敌，一边奋力应对着身后的朝廷当权者；身在前线，也许只有性命之虞，面对后方，却往往有身败名裂之险。
当时几乎所有具备影响力的将领，都或多或少遭受过宦官的迫害，而且是名气越大、程度越严重，李光弼、郭子仪自然首当其冲，后者甚至遭遇了父亲坟墓被鱼朝恩无故刨开的巨大羞辱。
但面对这种屈辱，在实力对比、传统观念的双重束缚下，绝大多数将领选择了忍辱负重。有着“再造大唐”之功的郭子仪，面对来自宦官的各种刁难，可谓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成就了一段“功高而不震主”的佳话；人称“中兴第一”的李光弼，因为不满鱼朝恩、程元振的陷害，拖延救援被吐蕃攻占的长安，不久后羞愧交加而死。
但当时有个例外，那就是仆固怀恩。
大唐立国之初，就以包罗万象的气度、吸纳周边各少数民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都成为一时名将；到了李隆基时期，出于制衡传统政治力量的考虑，与李林甫合计着祭出了“专用蕃将”的人事政策，诸道节度多用胡人，如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等，士兵队伍也是蕃、混杂。
而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力，也都是所谓的胡人，比如李光弼（契丹）、浑释之（浑族）、王思礼（高句丽）、贺兰进明（鲜卑）、荔非元礼（羌）、安抱玉（安息）、白孝德（龟兹）.....还有出自铁勒族的仆固怀恩。
仆固家族是铁勒九大姓之一“仆固部”，仆固怀恩是仆固首领仆骨歌滥拔延后代。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名将李世勣灭亡薛延陀汗国、横扫漠北，铁勒九姓率部降唐朝，仆固怀恩家族世袭金微州都督，成为唐朝的胡人将领。
安史之乱爆发后，仆固怀恩像大多数胡将一样，奋战在与叛军浴血奋战的第一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付出了惨重代价。
公元757年，因率回纥兵参加收复两京有功，仆固怀恩被封丰国公；由于在战斗中时常冲锋在线、勇冠三军，两年后他出任朔方行营节度、进封大宁郡王。公元762年，他以“领诸军节度行营”的身份，担纲主力夺取洛阳，并乘胜追击平定了河北。
贡献的背后，是肉眼可见的惨痛代价。为了联合回纥出兵协助平叛，仆固怀恩把三个女儿远嫁荒蛮之地，“臣有二女，远嫁外夷，为国和亲，荡平寇敌。” （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更令人唏嘘的是，仆固家族共有46人死于国难，是名副其实的“满门忠烈”。
但如同上文所说，功劳越大、遭受的忌惮越严重。安史之乱中，皇室虽然依靠武将力挽狂澜，却也再也不信任这一群体。郭子仪、李光弼先后被明升暗降，名将来瑱被宦官赐死，排名仅次于郭、李的仆固怀恩自然如坐针毡。
当初，为了瓦解史朝义、回纥联盟，仆固怀恩只身前往回纥大营，游说自己的女婿登里可汗，成功让对方临阵倒戈、反攻叛军，可谓立下了扶大厦于将倾之功。
在这个过程中，仆固怀恩担心给自己惹上“交结胡人”的罪名，曾一度不敢前往；在唐代宗特赐免死铁券、并下手诏催促后才硬着头皮启程。但最终，这一功劳真的成了置他于死地的头号罪名。
公元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女婿（即回纥登里可汗）女儿回漠北，宦官却向朝廷诬告其与回纥勾结。仆固怀恩进退两难，加之目睹李光弼、来瑱的不幸遭遇，不敢进京申辩。最终，这起诬告发展成了一起叛乱。郭子仪出马后，仆固怀恩众叛亲离、走投无路，逃向回纥。愤怒之下，他曾于公元765年联合吐蕃、回纥、吐谷浑等部进犯，但不久后暴死于军中。
仆固怀恩死后，唐代宗李豫曾叹息：“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领导者很难承认自己的问题，若不是帝王们执迷于以权术钳制功臣，满门忠烈的仆固怀恩如何会被宦官逼得走投无路？也许他忘了，这些胡将并不是保守传统儒家教育的士大夫，让他们逆来顺受，期望还是高了点。后来割据一方的藩镇中，大多数都出自胡将，也并非毫无来由。唐朝之亡，看似亡于宦官弄权、藩镇割据、经济崩溃，但更不能无视君臣互信的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