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图书《一江潮客情:潮汕与客家历史文化访思录》第二章 潮汕文化访思录,《第二节 从围寨谈起的潮汕人的宗族自卫历史与宗亲观念》
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来到了明末清初、朝代更迭更加混乱的时期。明崇祯之后,明宗室及其拥护者先后在东南沿海建立了几个南明政权,其中有几人还称了帝。清顺治八年(1651年)之前,由于有郑成功等人坚持反清斗争,潮州还出现了先助清灭明而后又反清复明的主政官员。而为了防止沿海民众接济郑成功等反清抗清势力,清廷在1655年就下令禁海,到了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发布了将潮州沿海居民迁入内地50里的“迁界”政策。
当时清政府有告示文:
“既迁之后,不许出界耕种,不许复出界外盖屋居住。如有故犯, 俱以通贼处斩。此系上谕森严,尔民倘濡滞观望不行即迟迁移者,定以逆民发剿。至迁移之民所需田地、房屋,候督抚衙门即行查勘拨给耕种、居住。毋违。”
一直延续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收回台湾之后,整个潮汕地区才彻底解除海禁,澄海、南澳等地居民才回原籍耕种,准许对外贸易。
从元末明初到康熙复界的近400年时间里,潮汕地区一方面长期处于海禁状态,另一方面潮州沿海人民不时处于倭乱、海盗、山匪侵扰或朝代更替的兵荒马乱之中,时而迁界、时而复界,甚至当时野兽侵袭事件也十分频繁,从而导致潮州民间不得不长期依靠宗族和相邻乡村抱团自卫,并建设城寨以自保。
潮汕地区在明代早期时建设的绝大多数城寨在一次次的兵荒马乱、台风和迁界中已损毁殆尽,现存的围寨,据我统计绝大多数都是在康熙复界后建设的,其原因有以下四个:
一是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没有再发生大的毁灭性的战争;
二是复界后潮州经济持续发展,民众通过生产劳动积累了建设资金;
三是几百年的建寨历史,使得潮州民众积累了建设坚固围寨的成熟技术和经验;
四是几百年的生存经验告诉潮州民众,只有紧密团结宗亲(“胶己人”,即自己人),建设坚固弥久的围寨,才能使个人或家庭得以生存和繁衍,而封建官兵是靠不住的。
潮汕现存的围寨,从其建造技术和形制上看,不少是源自客家地区的。
比如韩江以东当时隶属饶平管辖的范围,所建造的圆形围楼寨明显采用的就是饶平北部客家人建设圆土楼的技术,使用的材料是沿海石材、熟贝灰的结合。而揭阳榕江南北河分布的众多方形围寨,则明显带有客家围屋和围龙屋的形制——很多围寨前面有个池塘,两侧建有从屋对着中间的祠堂(从屋,跟客家围龙屋的横屋一样),后包屋虽然少有弧形布局,但很多建有一排甚至几排后包屋。毕竟,明清时期的客家人民的生活相对于潮州沿海地区要安稳一些,更有利于生产技术的发展。
至于潮汕沿海20公里左右的地区现今少有围寨的现象,我猜想或许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片区域刚好是当年迁界的范围,复界前的城寨几乎都被拆毁了。
第二,复界后人们回来开展生活生产,开始时比较艰难,刚回迁时人口不多,村落不大。现在沿海的村落都是从复界后逐步向海边扩建的,有些也是百姓从丘陵地带往沿海地带迁移建成的。
第三,沿海渔民依然担心哪天又须迁界,所以他们就算要建设围寨,也选择在离海滩50公里左右不会被迁走的地方。
第四,复界后沿海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沿海渔民在雍正时开始过番去泰国谋生,所以沿海的潮州人逐渐展现出海洋文明的一面,勇于冒险开拓,更加注重个体和家庭利益,而不再热衷于花巨资建围寨。只有部分华侨巨贾或官员反哺家乡,在家乡建设祠堂、大宅和围寨以供家乡人使用。
第五,既然能出海过番,那么今后再遇到社会动荡,潮汕人便可以逃出国去谋生定居了,选择性多了,求稳定的心态就变弱了。
第六,现在的不少沿海渔村,在清中后期其实只是江河冲刷堆积起来的沙地,地基不稳固。同时,离海边太近,不利于抵抗台风等自然灾害,于是建设大围寨的热情就没那么高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处于韩江和榕江出海口交汇处的汕头市区(清朝时称为“沙汕”),就是河沙堆积以及海水冲击形成的小山头。现在海水依然能深入榕江腹地,直至揭阳的炮台、渔湖等地区。
(本文摘录自2022年3月出版的图书《一江潮客情:潮汕与客家历史文化访思录》,汕头日报、潮州日报、梅州日报和揭阳日报先后发文推荐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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